《人世间》剧照 图源网络
梁晓声的“人世间”里有这样一位父亲……
文/梁晓声
编者按：改编自作家梁晓声“茅盾文学奖”获奖小说《人世间》的电视剧上映后，反响热烈。在刚刚结束的电视金鹰奖斩获优秀电视剧，最佳导演，最佳男主角，最佳女主角等奖项。而梁晓声的父亲梁秉奎，正是《人世间》中父亲周志刚的原型。梁晓声把父亲名字里的“秉”字，用在了周秉昆和周秉义兄弟身上。梁父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父亲？周志刚和他有几分相像？让我们一起来看梁晓声的讲述。
关于父亲，我写下这篇忠实的文字，为一个由农民成为工人阶级者“树碑立传”，也为一个儿子保存将来献给儿子的记忆……小时候，父亲在我心目中，是严厉的一家之主，绝对权威，是靠出卖体力供我吃穿的人，恩人，令我惧怕的人。父亲板起脸，母亲和我们弟兄四个就忐忑不安，如对大风暴有感应的鸟儿。那时妹妹未降生，爷爷在世，但他已老得无法行动了，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止，但还很能吃。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统，仅靠吮咂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。用母亲的话说，全家天天都在“吃”父亲。父亲是个刚强的山东汉子，从不抱怨生活，也不叹气。父亲板着脸任我们“吃”他。父亲的生活原则是——万事不求人。邻居说我们家“房顶开门，屋地打井”。我常常祈祷，希望父亲也抱怨点什么，也唉声叹气。因为我听邻居一位会算命的老太太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人人胸中一口气。”按照我天真幼稚的想法，父亲如果唉声叹气，则会少发脾气了。父亲就是不肯唉声叹气。这大概是父亲的“命”所决定的吧？真是不幸！我替父亲感到不幸，也替全家感到不幸。但父亲发脾气的时候，我却非常能谅解他，甚至同情他。一个人对自己的“命”是没办法的。别人对这个人的“命”也是没办法的。何况我们天天在“吃”父亲，难道还不允许天天被我们“吃”的人对我们发点脾气吗？父亲第一次对我发脾气，就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。一个惯于欺负弱小的大孩子，用碎玻璃在我刚穿到身上的新衣服背后划了两道口子。父亲不容分说，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。我没哭，没敢哭，却委屈极了，三天没说话。在拥挤着七口人的不足十六平方米的空间内，生活绝不会因为四个孩子中的一个三天没说话而变得异常。全家都没注意到我三天没说话。第四天，在学校，在课堂，老师点名，要我站起来读课文。那是一篇我早已读熟了的课文，我站起来后，许久未开口。老师急了，同学们也急了。老师和同学都用焦急的目光看着我。教室的最后一排，坐着七位外校的听课老师。我不是不想读，我不是存心要使我的班级丢尽荣誉，我是读不出来，读不出课文题目的第一个字。我心里比我的老师、比我的同学还焦急。“你怎么了？你为什么不开口读？”老师生气了，脸都气红了。从此，我们小学二年三班，少了一名老师喜爱的“领读生”，多了一个“结巴磕子”。我，从此失掉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……我的口吃，直至上中学以后，才自我矫正过来。我变成了一个说话慢言慢语的人。有人因此把我看得很“成熟”，有人因此把我看得“胸有城府”。而在需要“据理力争”的时候，我往往又成了一个“结巴磕子”，或是一个“理屈词穷”者。父亲从来也没对我表示过歉意。因为他从来也没将他打我那一耳光和我以后的口吃联系在一起……爷爷的脾气也特火暴。父亲发怒时，爷爷不开骂，便很值得我们庆幸了。母亲属羊，也像羊那么温顺，完全被父亲所“统治”。如若反过来，我相信对我们几个孩子是有益处的。母亲是一位农村私塾先生的女儿，颇识一点文字。遗憾的是，在家庭中，父亲的自我意识，起码比“工人阶级领导一切”这条理论早形成二十年。中国贫穷家庭的主妇，对困窘生活的适应力和耐受力是极可敬的。她们凭一种本能对未来充满憧憬。虽然这憧憬是朦胧的，盲目的，带有浪漫的主观色彩的。期望孩子长大成人后都有出息，是她们这种憧憬的萌发基础。我的母亲在这方面的自觉性和自信心，我认为是高于许多其他母亲的。一天，吃饭的时候，我喝光了一碗苞谷面粥，端着碗又要去盛，瞥见父亲在瞪我，我胆怯了，犹犹豫豫地站在粥盆旁，不敢再盛。父亲却鼓励我：“盛呀！再吃一碗！”父亲见我只盛了半碗，又说：“盛满！”接着，用筷子指着哥哥和两个弟弟，异常严肃地说：“你们都要能吃。能吃，才长力气！你们眼下靠我的力气吃饭，将来，你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！”我第一次发现，父亲脸上呈现出一种真实的模样，一种由衷的喜悦，一种殷切的期望，一种欣慰，一种光彩，一种爱。我将那满满一大碗苞谷面粥喝下去了，还勉强吃掉半个窝窝头，为了报答父亲，报答父亲脸上那种稀罕的慈祥和光彩。尽管撑得很难受，但心里却很幸福，因为我体验到了一次父爱。我被这次宝贵的体验深深感动。我以一个小学生的理解力，将父亲那番话理解为对我的一次教导，一次具有征服性的教导，一次不容置疑的现身说法。我心领神会，虔诚之至地接受这种教导。从那天起，我的饭量大了。我觉得自己的肌肉也仿佛日渐发达，力气也似乎有所增长。“老梁家的孩子，一个个都像小狼崽子似的！窝窝头，苞谷面粥，咸菜疙瘩，瞧，一顿顿吃得多欢，吃得多馋人哟！”这是邻居对我们家的唯一羡慕之处。父亲引以为豪。我十岁那年，父亲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。父亲离家不久，爷爷死了。爷爷死后不久，妹妹出生了。妹妹出生不久，母亲病了。医生说，因为母亲生病，妹妹不能吃母亲的奶。哥哥已上中学，每天给母亲熬药，指挥我们将家庭乐章继续奏下去。我每天给妹妹打牛奶，在母亲的言传下，用奶瓶喂妹妹。我极希望自己有一个姐姐。母亲曾为我生育过一个姐姐。然而我未见过姐姐长得什么样，她不满三岁就病死了。姐姐死得很冤，因为父亲不相信西医，不允许母亲抱她去西医院看病。母亲偷偷抱着姐姐去西医院看了一次病，医生说晚了。母亲由于姐姐的死大病了一场。父亲却从不觉得应对姐姐的死负什么责任。父亲认为，姐姐纯粹是因为吃了两片西药被药死的。“西药，是治外国人的病的！外国人，和我们中国人的血脉是不一样的！难道中国人的病是可以靠西药来治的吗？！西药能治中国人的病，我们中国人还发明中医干什么？”父亲这样对母亲吼道。那个会算命的邻居老太太，说按照麻衣神相，男属阳，女属阴。说我们家的血脉阳盛阴衰，不可能有女孩。说父亲的秉性太刚，女孩不敢托生到我们家。说我夭折的姐姐，是被我们家的阳刚之气吓得逃了，又托生到别人家中去了。
一天晚上，我亲眼看见，父亲将一包中草药偷偷塞进炉膛里，满屋弥漫着一种苦涩的中草药味。父亲在炉前呆呆站立了许久，从炉盖子缝隙闪出的火光，忽明忽暗地映在父亲脸上。父亲的神情那般肃穆，肃穆中呈现出一种哀伤。我幼小的心灵，当时很信服麻衣神相之说。要不妹妹为什么是在父亲离家、爷爷死后才出生的呢？我尽心尽意地照料妹妹，希望妹妹是个胆大的女孩，希望父亲三年内别探家，唯恐妹妹也像姐姐似的，“托生”到别人家中去。妹妹的“光临”，毕竟使我想有一个姐姐的愿望，从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一种弥补性的满足。父亲果然三年没探家，不是怕吓跑了妹妹，而是打算积攒一笔钱。父亲虽然身在异地，但仍然企图用他那条“万事不求人”的生活原则遥控家庭。“要节俭，要精打细算，千万不能东借西借……”父亲在求人写的每一封家信中，都忘不了对母亲谆谆告诫一番。父亲每月寄回的钱，根本不足以维持家中的起用开销。母亲彻底背叛了父亲的原则。我们家“房顶开门，屋地打井”的“自力更生”的历史阶段，很令人悲哀地结束了。我们连心理上的所谓“穷志气”都失掉了……父亲第一次探家，是在春节前夕。他攒了三百多元钱，还了母亲借的债，剩下一百多元。“你是怎么过的日子？啊？我每封信都叮嘱你，可你还是借了这么多债，你带着孩子们这么个过法，我养活得起吗？”父亲对母亲吼。他坐在炕沿上，当着我们的面，粗糙的大手掌将炕沿拍得啪啪响。
“爸爸，您要责骂，就责骂我们吧！不过我们没乱花过一分钱。”哥哥不平地为母亲辩护。我将书包捧到父亲面前，兜底儿朝炕上一倒，倒出了正反两面都写满字的作业本，几截手指般长的铅笔头。我瞪着父亲，无言地向父亲申明：我们真的没乱花过一分钱。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越大越不懂事了！”母亲严厉地训斥我们。父亲侧过脸，低下头，不再吼什么。许久，父亲长叹了一声。那是从心底发出的沉重负荷下泄了气似的长叹。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叹气。我心中突然对父亲产生一种怜悯。第二天，父亲带领我们到商店去，给我们兄弟四个每人买了一件新衣服，也给母亲买了一件平绒上衣……“错了，我是大错特错了！”一一细瞧着我们几个孩子因吃野菜而水肿不堪的青黄色的脸，父亲一迭声地说他错了。父亲用很低沉的声音回答：“也许我十二岁那一年就不该闯关东……猜想，如今老家的日子兴许会比城市的日子好过些。就是吃野菜，老家能吃的野菜也多啊……”父亲要回老家看看。果真老家的日子比城市的日子好过些，他就将带领母亲和我们五个孩子回老家，不再当建筑工人，重当农民。父亲这一念头令我们感到兴奋，给我们带来希望。我们并不迷恋城市。野菜也好，树叶也好，哪里有无毒的东西能塞满我们的胃，哪里就是我们的福地。父亲的话引发了我们对从未回去过的老家的向往。母亲对父亲的话很不以为然，但父亲一念既生，便会专执此念。那是任何人也难以使他放弃的。母亲从来也没有能够动摇过父亲的哪怕一次荒唐的念头。母亲根本不具备这种妇人之术。母亲很有自知之明，便预先为父亲做种种动身前的准备。父亲要带一个儿子回山东老家。在我们——他的四个儿子之间，展开了一次小小的纷争。最后，父亲做出了裁决，庄严地对我说：“老二，爸带你一块儿回山东！”老家之行，印象是凄凉的。对我，是一次大希望的大破灭；对父亲，是一次心理上和感情上的打击。老家，本没亲人了，但毕竟是父亲的故乡。故乡人，极羡慕父亲这个挣现钱的工人阶级。故乡的孩子，极羡慕我这个城市的孩子，羡慕我穿在脚上的那双崭新的胶鞋。故乡的野菜，还塞不饱故乡人的胃。我和父亲路途上没吃完的两个掺面馒头，在故乡人眼中，是上等的点心。父亲和我，被故乡一种饥饿的氛围所促使，竟忘乎所以地扮演起“衣锦还乡”的角色来。父亲第二次攒下的三百多元钱，除了路费，东家给五元，西家给十元，以“见面礼”的方式，差不多全救济了故乡人。我和父亲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斤地瓜子离开了故乡……到家后，父亲开口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孩子他妈，我把钱抖搂光了！你别生气，我再攒……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用内疚的语调对母亲说话。母亲淡淡一笑：“我生啥气呀！你离开老家后，从没回去过，也该回去看看嘛！”仿佛她对那被花光的三百多元钱毫不在乎。但我知道，母亲内心是很在乎的，因为我看见，母亲背转身时，眼泪从眼角溢出，滴落在她的衣襟上。那一夜，父亲叹息不止，长吁接短叹。两天后，父亲提前回大西北去了，假期内的劳动日是发双份工资的……父亲始终信守自己给自己规定的三年探一次家的铁律，直至退休。父亲是很能攒钱的，母亲是很能借债的，我们家的生活，恰恰特别需要这样一位父亲，也特别需要这样一位母亲。正所谓“对立统一”。在我记忆的底片上，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模糊的虚影，三年显像一次。在我的情感世界中，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我想要报答而无力报答的恩人。报答这种心理，在父子关系中，其实质无异于溶淡骨血深情的缓释剂。它将最自然的人性最天经地义的伦理，平和地扭曲为一种最荒唐的债务。而穷困之所以该诅咒，不只因为它造成物质方面的债务，更因为它造成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债务。
父亲第三次探家那一年，正是哥哥考大学那一年。父亲对哥哥想考大学这一欲望，以说一不二的威严加以反对。“我供不起你上大学！”父亲的话，令母亲和哥哥感到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。好心的邻居给哥哥找了一个挣小钱的临时活——在菜市场卖菜，卖十斤菜可挣五分钱。父亲逼着哥哥去挣小钱。哥哥每天偷偷揣上一册课本，早出晚归，回家后交给父亲五角钱。那五角钱，是母亲每天偷偷塞给哥哥的。哥哥实则是到公园里或松花江边去温习功课了。骗局终于败露，父亲对这种“阴谋诡计”大发雷霆，用水杯砸碎了镜子。父亲气得当天就决定回大西北，我和哥哥将父亲送到火车站。列车开动前，父亲从车窗口探出身，对哥哥说：“老大，听爸的话，别考大学！咱们全家七口，只我一人挣钱，我已经五十出头，身板一天不如一天了，你应该为我分担一点家庭担子啊……”父亲的语调中，流露出无限的苦衷和哀哀的恳求。列车开动时，父亲流泪了。一滴泪水挂在父亲脸腮又黑又硬的胡楂上。我心里非常难过，却说不清究竟是为父亲难过，还是为哥哥难过。我知道，哥哥已背着父亲参加了高考。母亲又一次欺骗了父亲。哥哥又一次欺骗了父亲。我这个“知情不举”者，也欺骗了父亲。我因无罪的欺骗感到内疚极了。我，很大程度上是在为自己难过……几天后，哥哥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。母亲欣慰地笑了。哥哥却哭了。我又送走了哥哥。哥哥没让我送进站。他说：“省下买站台票的五分钱吧。”在检票口，哥哥又对我说：“二弟，家中今后全靠你了！先别告诉爸爸，我上了大学……”我站在检票口外，呆呆地望着哥哥随人流走入火车站，左手拎着行李卷，右手拎着网兜，一步三回头。我缓慢地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手中紧紧攥着没买站台票省下的那五分钢镚儿，心中暗想，为了哥哥，为了我们家祖祖辈辈的第一个大学生，全家一定要更加省吃俭用，节约每一分钱……我无法长久隐瞒父亲哥哥已上了大学这件事。我不得不在一封信中告诉父亲实情。哥哥在第一个假期被学校送回来了。他再也没能返校，他进了精神病院——一个精神世界的自由王国，一个心理弱者的终生归宿，一个明确的句号。我从哥哥的日记本中，翻出了父亲写给哥哥的一封信，一封错字和白字占半数以上的信，一封并不彻底的扫盲文化程度的信：老大！你太自私了！你心中根本没有父母！根本没有弟弟妹妹！你只想到自己！你一心奔你个人的前程吧！就算我白养大你，就算我没养你这个儿子！有朝一日，你当了工程师，我也再不会认你这个儿子！每句话后面都是“！”号，所有这些“！”号，似乎也无法表达父亲对哥哥的憎怒。父亲这封信，使我联想到了父亲对我们的那番教导：“将来，你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！”我不由得将父亲的教导作为基础理论进行思考：每个人都是有把子力气的，倘一个人明明可以靠力气吃饭而又并不想靠力气吃饭，也许竟是真有点大逆不道的吧？哥哥上大学，其实绝不会造成我们家有一个人饿死的严峻后果。那么父亲的愤怒，是否也因哥哥违背了他的教导呢？父亲是一个体力劳动者。我所见识过的体力劳动者，大致分为两类。一类自卑自贱，怨天咒命的话常挂在嘴边上：“我们，臭苦力！”一类盲目自尊，崇尚力气，对凡是不靠力气吃饭的人，都一言以蔽之曰：“吃轻巧饭的！”隐含着一种藐视。父亲属于后一类。如今思考起来，这也算一件极可悲的事吧？对哥哥，抑或对父亲自己，难道不都可悲吗？
父亲第四次探家前，我到北大荒去了。以后的七年里，我再没见过父亲。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父亲同时探家。在我下乡的第七年，连队推荐我上大学。那已是第二次推荐我上大学了。我并不怎么后悔地放弃了第一次上大学的机会。哥哥上大学所落到的结果，远比父亲对我的人生教导在我心理上造成更为深刻的不良影响。然而第二次被推荐，我却极想上大学了。第二次即最后一次，我不会再获得第三次被推荐的机会了。那一年我已经二十五岁了。我明白，录取通知书没交给我之前，我能否迈入大学校门，还是一个问号。连干部同意与否，都至关重要。我曾当众顶撞过连长和指导员，我知道他们对我耿耿于怀。我因此而忧虑重重。几经彻夜失眠，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，告之父亲我已被推荐上大学，但最后结果尚在难料之中，请求父亲汇给我两百元钱。还告知父亲，这是我最后一次上大学的机会。我相信我暗示得很清楚，父亲是会明白我需要钱是干什么的。信一投进邮筒，我便追悔莫及。我猜测父亲要么干脆不给我回音，要么会写封信来狠狠骂我一通，肯定比起哥哥那封信更无情。按照父亲做人的原则，即使他的儿子有当皇上的可能，他也是绝不容忍他的儿子为此用钱去贿赂人心的。没想到父亲很快就汇来了钱，两百元整，电汇。汇款单的附言栏内，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错别字：“不勾（够），久（就）来电。”当天我就把钱取回来了。晚上，下着小雨。我将二百元钱分装在两个衣兜里，一边一百元。双手都插在衣兜，紧紧捏着两沓钱，我先来到指导员家，在门外徘徊许久，没进去，后来到连长家，鼓了几次勇气，猛然推门进去了。我支支吾吾地对连长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，立刻告辞，双手始终没从衣兜里掏出来，两沓钱被捏湿了。
我缓缓地在雨中走着。那时候一个充满同情的声音在我耳边响着：“老梁师傅真不容易呀，一个人要养活你们这么一大家子！他节俭得很呢，一块臭豆腐吃三顿，连盘炒菜都舍不得买……”这是父亲的一位工友到我家对母亲说过的话，那时我还幼小，长大后忘了许多事，但这些话却忘不掉。我觉得衣兜里的两沓钱沉甸甸的，沉得像两大块铅。我觉得我的心灵那么肮脏，我的人格那么卑下，我的动机那么可耻。我恨不得将我这颗肮脏的心从胸腔内呕吐出来，践踏个稀巴烂，践踏到泥土中。我走出连队很远，躲进两堆木楞之间的空隙，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。我哭自己，也哭父亲。父亲为什么不写封信骂我一通啊？！一个父亲的人格的最后一抹光彩，在一个儿子心中被破坏了，就如同一个泥偶毁于一捧脏水。而这捧脏水是由儿子泼在父亲身上的。这是多么令人悔恨令人伤心的事啊！第二天抬大木时，我坚持由三杠换到了二杠——负荷最沉重的位置。当两吨多重的巨大圆木在八个人的号声中被抬高地面，当抬杠深深压进我肩头的肌肉，我心中暗暗呼应的却是另一种号子——爸爸，我不，不！……那一年我还是上了大学，连长和指导员并未从中作梗，而且还把我送到了长途汽车站。和他们告别时，我情不自禁地对他们说了一句：“真对不起……”他们默默对望了一眼，不知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那个漆黑的，下着小雨的夜晚，将永远永远保留在我记忆中……作者简介梁晓声，作家，现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。作品《人世间》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。长篇小说《雪城》入选“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”。本文原载《名人传记月刊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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